一个夜晚，隔着荧屏，他和我在客厅里相遇，近在咫尺。他说，我听。他比画着，我看。此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名字戴着一顶大文博学家的帽子。

　　在听他说和看他比画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人生：出生官宦世家，从小养蛐蛐、弄鸽子、种花草、玩鹰……整个一玩物丧志的纨绔子弟；后来，母亲去世让他醒悟，不能再辜负母亲纵容背后的殷爱，他开始研究绘画，再后来又随大名鼎鼎的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年纪轻轻的他成了教育部的“接收大员”，从日伪手里接收故宫博物院，之后远赴东京清理被日本人掳走的文物。如果人生能按着直线行走，他将会在紫禁城的红砖绿瓦间、在历朝历代的古玩字画中沉醉一生。然而，猝不及防的，他因所谓“历史问题”身陷囹圄，先被关10个月，再从故宫扫地出门，抛到郊区一所小学教书。那一年，他39岁，未来对他似乎不再有一丝光亮。“一般人遇着这种情况，要么轻生，要么自暴自弃。我选择自珍。”他说，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的“自珍”就是选择了一个离政治更远些的冷门来研究。10年，20年，30年，当他成了一位古稀老者，他研究的冷门变成了热门，是他以一己之力带热的，而且还带热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这个曾经的冷门就是明代家具。

　　是的，这个人是王世襄。当记者请教他成功有什么秘诀时，他凑近记者的耳边，悄悄地说：“第一要长寿。第二要选一个你能做一辈子的事情，这个事情还要对社会有一点儿意义……”后面他说了什么我没再听清，我满脑子里只有他说的“要选一个你能做一辈子的事情”这句话，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醍醐灌顶。

　　能做一辈子的事情，不是只做到60岁退休就不能做的，而是70岁、80岁甚至90岁都还能做的。这样的事情是职业固然更好，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爱好，是一个心灵的支撑点，是一片精神的栖息地。人生有了这样的能做一辈子的事情，便有了一种外力不能剥夺的意义，当灾难的洪水泛起，这种意义就像诺亚方舟一样能将人带离精神的险境，实现自我的拯救。

　　当然，除了提供心灵的支撑，能做一辈子的事情也肯定比只能做半辈子的事情更有成功的可能，找到了能做一辈子的事情的人也比没找到的人可能更幸福更成功。

　　现在，每当和朋友说起人生的话题，我常常会问：“你有没有找到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