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夏拍自杭州西湖

一九六二年结婚照

2012年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西湖边留影

◎赵秉欣

我与老伴吴桂凤是天津二中的同学，我是55届学生，她是57届学生；我是第四届学生会主席，她是第五届学生会主席。上学时我们俩是同学关系，也有工作关系，没有谈恋爱。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她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暑假里两人在天津不期而遇，便有了来往，她来北航看我，我到南开看她。看来看去就走到一起了。我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她的同学都是中文系的，看的书多，说话词多，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呆木头”。典出老子出关，坐在那里“恰似一段呆木头”。后来，桂凤送给我一本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扉页抄写汉乐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表明了心意。

定情后即到上海工作了两年

1960年3月28日，我时年23岁。汽车开到一个部队的大院子里，让我们下车、点名、排队，我和曹志稳、李白英等同学排在一个队伍里。一位穿军装的领队讲话：“欢迎大家到部队来工作，咱们的名称、地址、做什么工作都是保密的，不能对外讲。写信要用信箱，不能涉及保密的内容。平时过集体生活，每周可以回家一天，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日晚上回来……”这时有一位首长走过来，领队转身向首长敬礼，向大家说：“欢迎刘政委讲话。”刘政委说：“欢迎你们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你们的工作将载入史册。我们这个研究院属于部队，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教授，有你们都熟悉的钱学森博士。他们抛弃外国的优厚待遇，不远万里回到祖国，贡献自己的才智。二是从各个部队调来的党政干部，他们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组织管理经验。三是你们这一批大学毕业生，你们朝气蓬勃，是一支新生力量。这三部分人各有各的长处，大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起来，攀登国防尖端技术高峰。”我们听了刘政委的讲话很受鼓舞。后来知道，这位首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是钱学森博士，后来为了减少他的行政事务，改任副院长，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院长。

1956年划拨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空气动力研究所，对外称701所，我被分配到第二研究室工作。随后办理了参军入伍手续，进行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射击，以及学习部队的各项条例，知道一个军人必须具有的风范。我在手枪实弹射击时，10枪打中85环，名列第一。第一次打枪就有这么好的成绩，领导很高兴，把我选进701所射击队，边工作边训练，准备参加五院的射击比赛。还没到比赛的日子，我接到命令，带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工程组出差到上海，加工“非标准设备”。我1961年4月出发，1963年1月返回部队，在沪工作将近两年时间。

婚后蜜月，在西湖边大树下拍了一张合影

1962年4月，领导要我回北京汇报工作，我请了三天假，顺便到天津看望父母，并办理结婚登记。怎么才请三天假呢？那年代，满脑子都是工作，责任大于天，自己觉得有三天时间就能把事儿办完了，不知道国家还有结婚假。我和桂凤就用这三天时间，拍结婚照，领结婚证，举行婚礼。当年，我家住在万柳村（天津纺织机械厂宿舍），爸爸妈妈临时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当新房。爸爸把他最好的一身西装送给我，妈妈给我们做了一床新棉被，就齐活了。

妈妈征求桂凤的意见：“被里，你们是要十斤白的还是漂白布的？”桂凤说：“要漂白布的。”妈妈本来觉得十斤白结实，越洗越白。听桂凤这么一说，妈妈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漂白布，自己絮棉花，缝制了一条里面三新的大棉被，又宽又大，又松又软，很暖和，直到今天还铺在我的木板床上当褥子。

我的同事工作忙，不能来天津参加婚礼，便凑份子在上海买了三件礼物让我带回来：一个搪瓷脸盆，一个铁皮热水瓶，一个台灯。这些礼物，既实用又好看，一直陪伴我们生活了20多年。婚礼在1962年4月28日举行，全是桂凤的同学张罗的，来了十几位，把新房布置得喜气洋洋，满屋子都是飘带、贺诗、对联，还有好多礼物，保存到现在的礼物是卢湘云镌刻的一对寿山石名章和杨奇光送的一本书，书名叫《人血不是水》，扉页上题诗：

“人血不是水，不能任血流。爱情比血贵，何能泛轻舟。

愿君永相好，偕老同白头。登高遥望远，革命路悠悠。”

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还很热闹。大家怎么折腾我们的，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最后一项是问我：“你们什么时候最快乐？”我回答：“即将到来。”大家欢呼，金晶同学说：“不呆呀！”

婚礼过后，我就到北京汇报工作，而后直接回上海。到了7月，桂凤放暑假了，等待毕业分配，她跟我妈说要去上海看我。我妈说：“好啊！只是我手头紧，拿不出给你的盘缠。”她说：“没关系，我妈已经给了50元，够用的了，您放心吧。”桂凤只身来到上海，租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度蜜月。我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家”团聚。节假日一起看电影，逛公园。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俩和同事郎宝琦一块乘火车去杭州游玩，天蒙蒙亮就出发，半夜才回上海，整整玩了一天。走累了，坐在西湖边一个长椅子上休息，郎宝琪拿起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结婚40年后，也就是2002年，我们到杭州度假，找到了照片上的那棵树，支起三脚架又拍了一张合影。树倒是那棵树，只是变老了，树干用铁架子支撑着，里面填满了水泥。我们当年坐的椅子换了位置，从树的右边搬到了左边。

结婚50周年纪念日，那棵朝思暮想的老树还在

2012年是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我们在颐和园租了一条能容纳60人的游船，邀请老同学共同庆祝。这次老同学聚会热闹非凡，有歌、有诗、有祝词、有故事，还有盒饭。

幸运的是，这一年恰巧有机会去杭州度假。到杭州的第二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奔向西湖，走过西泠桥，来到西湖边，望着马路对面的侠女秋瑾烈士塑像，就知道那棵老树的方位了。啊！到了，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那棵老树。当天阴云密布，时有小雨，给立秋后的杭州带来了些许凉意。这一天是8月23日，我们请一位过路的小姑娘帮助拍一张合影，说明缘由，她欣然同意，高高兴兴地说：“今天是七夕，这张照片太有意义了。”噢！今天是七夕啊！小姑娘左拍一张，右拍一张，一连拍了好几张，方才满意地将相机交还给我们。过了几天，8月27日，我们在“楼外楼”会见航天三院的老同事陈俊伟和朱觉英伉俪，久别重逢格外高兴。饭后说起这件事，陈俊伟两口又陪我们到老树前拍了几张合影。“发小”房世兴从美国回北京了，她听说我们俩在杭州，就乘飞机赶来了，三个人一起玩遍杭州，留下了美好的记忆。9月1日，是我们逗留杭州的最后一天，我们仨又一起再游西湖，三访老树。

我们都进入耄耋之年了，那棵老树的年龄准比我们大，老树啊！你老而弥坚。你看你，枝叶多么茂盛！我们不知道这树叫什么名字，房世兴说，就叫它“定情树”吧！

回到北京，我写成《三访西湖定情树》一文，发给几位亲朋好友分享。航天战友沈伯南、贺明玉伉俪首先回信，他们说：“多次拜读《三访西湖定情树》，文中所附照片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初访时的那张。这些影像，让我深切感觉到你们爱情的甜蜜，婚姻的美满！”

身患癌症，桂凤陪我住院

我9月2日回到北京，10月12日例行体检，B超医生发现有问题，便请来一位老医生会诊。年轻医生问：“这是不是血液流动？”老医生肯定地回答：“是！”接着她们俩用英语交谈，我听不懂，但感觉到情况不妙。B超医生打印了一张小片，对我说：“你别等体检报告了，明天就拿着这张小片到三甲医院门诊复查。”我回家学舌，桂凤就说：“听医生的，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第二天，我们俩到北京友谊医院门诊复查，医生看了小片，二话没说就开了B超诊疗单，B超医生也看到膀胱里有实性占位，大小是4.3×1.0×1.5cm。门诊医生确诊为“膀胱恶性肿瘤”，当即开了住院证，让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看到“膀胱恶性肿瘤”这几个字，心里“咯噔”一下，有点害怕。我姐姐2008年得了肺癌，我一直陪伴她治疗，对癌症有所了解，这是“不治之症”啊！桂凤心情淡定，她安慰我：“没关系，咱们好好治，你身体底子好，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我们要了单人间，桂凤陪我住院，照顾我吃喝洗浴，也不用来回奔波，两个人都能休息得好一点。

亲朋好友的关心与鼓励，也增强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我把自己交给医生，积极治疗，先后做了三次膀胱镜电切（微创手术），17次膀胱灌注化疗（局部化疗），历时八个月，病情没有控制住，反而由最轻的“移行细胞癌”变成最恶的“原位癌”。李炫昊大夫告诉我：“原位癌有穿透膀胱向远端转移的倾向，膀胱保不住了。”主刀是吕文成主任，一助是李炫昊大夫。手术之前，吕主任对我说明：“要切除膀胱，外加双侧输尿管皮肤造口。”我表示同意。

2013年7月9日进入手术室，全身麻醉，切开腹腔，吕主任观察了一下有关器官，决定把前列腺、输精管和尿道也切掉，这是他根据多年的经验临时做出的决定。术后病理分析报告显示，尿道里有一个小结节，说明切对了。术后五年来，我多次复查没有发现“肿瘤复发或转移征象”，也证明手术成功，我们心里一直感谢吕主任和他的医疗团队。但手术收尾有瑕疵，左侧输尿管造口没有形成小嘴，不得不加装支架以保证排尿畅通。所谓支架是一根长26cm的塑料管，从肚皮通到肾盂，每两个月要到医院门诊部更换一次，我每次去更换支架都找李炫昊大夫，他给我换了四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从全切膀胱这一天开始，我长年累月带着两个尿袋子生活。八旬老伴自封为“特护”，负责造口护理，给我换尿袋，已经换了千余次，没有发生过感染。她乐观、开朗、总是乐呵呵的性格也感染了我。

病情缓解再赴杭州看望那棵“定情树”

2017年元旦，我高烧40度，立即住院进行对症治疗。出院后继续感染，而且反复不断，更换输尿管支架，由每两个月换一次改成每月换一次，甚至每周换一次，也不管用。每天喝水3000cc，仍然还是脓尿。

桂凤陪我去医院做了B超和CT等五项检查，确认输尿管梗阻，左肾有多发性结石。怎样治疗呢？有的医生说：“先把结石取出来。”有的医生说：“在后腰打个洞，把肾盂里的积液引出来。”我前面已经有两个洞了，后面再打个洞，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时，李炫昊大夫已到美国读博，我发邮件把五份检查报告传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结石是结果，取出来了还会长。根源是输尿管梗阻，要着重考虑怎样排除梗阻，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建议你去找吕主任，他是你的主刀医生，最了解你的身体情况。他虽然退休了，但每周还有半天门诊。”我挂了吕主任的专家号，请他看了我的检查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病情，说：“‘左肾盂软组织密度影及钙化影，较前为新出现’，不是肿瘤；‘左肾门及腹主动脉旁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前为新发现’，也不是转移，这是炎症。右侧尿色正常，说明肾功能很好。左侧脓尿，考虑是肾功能不好，建议做ECT检查肾功能，看看左肾还有没有保留的必要。”

6月20日，我做了SPECT（肾功能检查），确认是炎症，左侧输尿管梗阻，左肾严重受损。要不要切掉左肾呢？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桂凤陪我请教了吕文成主任、李炫昊大夫和张道新副主任以及我们老同学的孩子、医学专家房芳和王威，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下定“壮士断臂”的决心。2017年7月21日，在北京友谊医院，请张道新副主任主刀，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切除左肾及左侧输尿管。这次手术，帮我抛掉了感染的根源，我感觉轻松多了，能够自由行动了。

由于我的泌尿系长期反复感染，又经历了两次大手术，自身免疫力下降，动不动就感冒，医生建议注射“日达仙”（胸腺法新），每周两针。跑医院注射很麻烦，桂凤又学会了打针，承担了这个任务。

我与癌症共舞已经六年了，累计住院12次，263天。我每次住院，老伴都全程陪护，如同在家里过日子。不输液时我到楼下花园遛弯，她去天坛、陶然亭散心。有一天，她看见陶然亭路边有一排翻开的刻着诗句的石书，其中一本石书上刻着“家有贤妻薄名利，拙不能诗亦不俗”有感，戏作一首《陪伴就医》：老妻伴床前，只为保平安。名利抛天外，不诗也为贤。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相信，癌症是可以战胜的，主要途径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李炫昊大夫对我说，养病时不能老想病，要干点事分散注意力。我接受医生的劝告，每天用一两个小时写作，细水长流，留下点记忆。无心插柳柳成行，2015和2016这两年，我公开发表了五篇文章，前三篇刊登在《北京青年报》副刊，后两篇收入全国政协文史办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紫荆花开映香江》一书中，为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略尽绵薄之力。我能这样快乐地度过六年时光，老伴有一多半功劳。

今年4月，时隔六年之后，我的身体能够出门远行了，我和老伴重游杭州，再访56年前与我们合影的那棵“定情树”。刚到杭州的第二天，沈伯南、贺明玉伉俪就来信问：“可曾寻访当年的‘绿树长椅貌依然’？”我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传给他们，并告知这棵树有名字了，树上挂了铭牌叫“大叶柳”。明玉立即回赠小诗一首：西子见证订白首，老树繁茂人长寿。青梅竹马忆犹新，耄耋之年不晓愁！供图/赵秉欣